今秋在合肥召開的“中國數字醫學論壇”上，衛生部有關專家在報告中講到：中國醫院信息化正出現第三次浪潮。這三個浪潮分別為：第一次是圍繞醫院的財務管理信息化;第二次是擴展到醫院的全面管理信息化;第三次信息化浪潮目標轉向臨床，標志是電子病歷和臨床路徑。
  　　目前的電子病歷在通行概念上還是屬于工具性質，它幫助醫生調集資料，完成規定記錄等，沒有改變醫生自由職業的個體性質。但是臨床路徑卻在一定程度上開始改變醫生的個體性質。醫生的醫療行為在臨床路徑中不再是個人行為，而是團隊共識的結晶;醫生個人有價值的經驗，經團隊認可后，可加入臨床路徑，成為共識，由團隊共享。這意味著，一個數千年來的個體性工作，將變成團隊工作，工作依據共識，網絡信息技術將共識傳遞給每一位醫生，進而，每一位醫生在日常診療中都以共同智慧為病人排憂解難。這將是怎樣的一幅圖景?
　  　盡管上述觀點并非全新，臨床路徑本來就是從國外傳入，加上過往國內外的醫學智能系統、醫學經典、循證醫學、疾病指南等，或許都能說明個人經驗與團隊成果之間的關系以及成果共享問題。但是當下重申這些觀點的背景和形勢可大不相同：前面，有非解決不可的醫改問題;后面，有政府自上而下推進力量;上面有數字化和信息化的趨大勢;下面有廣大民眾的殷切期盼等等。有這種條件，你想要不做成都難。目前衛生部已經公布的臨床路徑范本是112條，今年會再加100條，其使用范圍限定在住院期間，覆蓋面并不太寬。不過這將打開一條通衢大道，眼前即有例證：國家十二五規劃中的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863)計劃，已經將醫學知識庫與臨床決策支持系統列為重大課題。沿著這條通道，即便處理日常醫療，醫生也能通過網絡信息技術分享團隊成果，從個人執業為特征的醫學時代，邁向普遍共享為特征的醫學時代，這豈不是一場革命?
　　  革命，是劃分時代的標志物，就像石器時代與銅器時代的分野是一場革命，從個體醫療時代到團體醫療時代也會有一個革命性的過渡。中國不是信息技術最領先的國家，但中國是政府推行力度最大的國家。醫學人工智能的初衷，也與當前中國的醫改問題有交集。50年來，美國研發成功的十多個決策系統，無一例外都在應用推廣中敗下陣來，其中美國醫師協會及其會員以不同方式進行抵制是重要原因之一。智能化醫學知識庫總使醫生普遍感到是對職業生涯的趨勢性威脅，回過頭來想想醫生的工作性質，不就是一個信息處理系統?醫生的全部工作都圍繞信息的記憶、采集、判斷和運用展開。所以醫生不愿等待著一個機器信息系統取代他們，以致醫生們甚至沒有時間了解人工智能將帶來的優勢，就將其扼殺在襁褓中。現在中國人口的巨大基數和廣大農村與社區基層醫療，對從信息技術獲取低成本、高效率的軟性醫療資源有強大的潛在需求，加上中國是政府領銜，政路貫通，醫生會有充分的條件和時間認識信息技術帶來的好處，醫學知識庫和臨床決策等輔助系統將在政府推行的實踐與應用中落地生根。
　  　這場以醫生為主要對象的醫學革命，會給醫生們帶來些什么樣的具體好處?筆者認為：基于“全稱”條件下的臨床路徑、醫學知識庫、臨床決策支持系統、醫學人工智能等，醫生的臨床思維模式將發生改變，臨床教學模式也將發生改變。醫生在準確、簡便和龐大的信息狀態下工作，眼界將會更高、更寬;醫生的關注點必然從個案追蹤上升到整體關聯、從科室診療上升到健康趨勢、從病理機制上升到醫學邏輯。形象地說，過去醫生或許只關注一根樹枝上的幾片樹葉，今后醫生或將透過整棵樹、整個森林來反觀樹葉。再具體一點，臨床上每遇到病情變化，過去醫生能聯想的是自己的經驗思維片段，今后醫生卻能調用融合了眾人智慧的解決方案。
　  　這場醫學革命的最大受益者無疑是廣大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