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五年中國發展方略已清晰呈現。
　　10月27日晚，《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下稱《建議》）全文發表。展讀這份文獻，不難發現，“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成為貫穿全篇的主線。作為轉變方式的主攻方向，《建議》首次提出，“進一步釋放城鄉居民消費潛力，逐步使我國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這表達了決策層將中國由“世界工廠”發展為“世界市場”的雄心，其內涵值得悉心關注。
　　無疑，能否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是“世界市場”順利建成的前提，也是實施“十二五”規劃的關鍵。由資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驅動的粗放增長方式，到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的集約發展模式的轉變，已刻不容緩。眾所周知，經濟增長粗放是計劃經濟遺留的頑疾，識者對此早有分析和建言。早在1996年，八屆全國人大通過的“九五”計劃，即把“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確定為基本工作任務。2007年，中共十七大又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二字之變，認識更加深化，意蘊越發豐富。
　　然而令人遺憾是，這一轉變進程并不如人愿，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迄今未有根本轉變，其最顯著的表現便是經濟發展過分倚重投資。居民消費絕對量雖有強勁增長，其在GDP中的比重卻一直未有顯著提高。出口導向的貿易方式雖提供了數以千萬計的就業崗位，使得中國成為舉世矚目的“世界工廠”，但是，中國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隱形通脹、勞資糾紛、環境污染、國際貿易摩擦，等等，且呈愈演愈烈之勢。原有增長方式顯然難以為繼。但是，總有人寄望它能茍延殘喘、貢獻“余熱”。新老模式之間的“張力”，已成為當今中國經濟社會諸多問題的一大源頭。
　　此次，《建議》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置于空前的戰略高度。不少海內外觀察者指出，中國政府是“認真的”，轉換方式有望邁出實質性步伐。這一判斷最大的根據便是中國決策層已就此取得共識，而共識源于基本的戰略判斷：本輪國際金融危機已使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永久性改變，必須眼睛向內，尋找替代需求。換言之，這次危機表面上是對增長率的沖擊，實質上是針對增長方式的沖擊。危機倒逼發展方式轉換。
　　現實條件也為轉方式提供了客觀條件和動力。當前，中國城鎮化提速，服務業擴容，消費升級，存在巨大的內需空間。回顧中國歷史，不難發現，外部壓力和內部動力相統一是成功的必要條件。現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可謂天時、地利、人和俱備。
　　為此，中國要準確“把握自身在全球經濟的新定位，創造國際競爭和合作的新優勢”。既要保持制造大國的地位，又要成為“世界市場”。如果轉型成功，將利兼中外：近，有助于緩解中外經貿糾紛，促進世界經濟再平衡；遠，成為中國經濟不竭動力、全球經濟長久的引擎。新角色不應、不必也不會替代舊角色，但二者均需不斷更新內涵，并相輔相成。
　　然而，這一轉型并不會自動發生。過往轉變發展方式進展緩慢，也并非全囿于思想認識。轉方式“牽一發而動全身”，不僅事關經濟體制，還要求政治體制、社會保障體制等多領域改革協調推進。正如《建議》所言，“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明確改革優先順序和重點任務。”
　　改革著力點甚多，而識者早已指出，粗放增長模式的退出最重要的障礙，是各級政府掌握了過大的資源配置權力，能夠投入大量土地、資本等資源來達到產值高速增長的政績目標。另一方面，技術的開發和利用、新增長模式的采用，也需要有良好的制度環境的支持。所有這些，皆在呼喚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行政體制改革。此次《建議》在轉換政府職能上著墨甚多，首次提出“明確界定政府投資范圍”，并表示，“堅定推進大部門制改革，在有條件的地方探索省直接管理縣（市）的體制。”其壓縮行政審批范圍、提高行政效率之意昭然。
　　創建世界大市場，并非單純“做大”，市場的深度與廣度根本上取決于一國的綜合發展水平。為此，負責任的政府應將工作重點放在擴大就業、促進分配公平、改善教育、提供公共服務等基本方面。在人均收入逼近4000美元的今天，無論妥善處理增長和收入的關系，還是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都在考驗決策者的眼光和能力。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市場”，未來五年的中國路向何方將至為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