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不少企業開始考慮用產能搬遷的方式來規避關稅的提升以及近幾年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以印度和越南為代表的東南亞一帶成為了其瞄準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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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據《印度經濟時報》報道，全球電子合同制造商緯創資通和富士康計劃在未來五年中，共同投資750億盧比（約71億元），擴建其在印度的制造工廠。據悉，緯創資通正打算將其PC、物聯網、醫療和云服務等業務帶到印度。據透露，這次投資可提供1萬多個就業崗位。

事實上，國內廠商在印度投資建廠的做法并不少見。據外媒相關報道，繼富士康在印度越南等地投資建廠之后，和碩擬在印度、印尼以及越南這三個國家建設新工廠。

走“中國道路”的印度制造

目前，國內許多廠商受中美貿易戰、人力成本上漲的影響，紛紛將制造基地進行外遷，從一二線城市遷移到三四線城市，甚至出海遷往以印度、越南為代表的東南亞一帶。當然，勞動力成本優勢通常不是建廠的唯一決策要點，還要兼顧考量潛在內需市場發展、產業鏈配套、經商環境與政府支持政策，以及管理文化是否可以得到有效輸出。

制造業是國家根基，沒有實體產業的支撐，便談不上任何經濟的發展。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2017年印度的人口總數約為13.392億，去年GDP總量約為2.5975萬億美元，人均GDP僅為1939美元。作為僅此于中國的第二大人口大國，印度要想崛起，必須先從低端制造業抓起。歷史證明，任何國家在發展工業化的過程中，當本國制造業遇到一定瓶頸后，便需要將低端制造業外遷，為發展高端制造業騰出空間。

拿日本為例，日本戰后從歐美接收了大量制造業，經濟騰飛后，率先實現工業化的日本便開始將本國制造業外移，依次將產業轉移到“亞洲四小龍”，后者又將其產業依次轉移到東盟諸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80年代初，中國從上述國家手中接過了這根接力棒，其東部沿海地區開始參與東亞國際分工體系，在他們之間形成了以技術密集與高附加值產業-資本技術密集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階梯式產業分工體系。

從中國制造的發展歷程來看，國內制造業在改革開放后通過來料加工起步，進而通過代工模式使相關產業的供應鏈轉移到中國。在完整的供應鏈建立起來后，中國品牌再依托完整的供應鏈條崛起，通過較高的性價比，從低端到高端逐漸替代國外品牌，實現另一種意義上的“進口替代”。

印度似乎在借鑒著以往中國制造的發展模式。

早在2014年，任職總理不到半年的莫迪推出了“印度制造”戰略。通過鼓勵外商直接投資（FDI）、降低行業準入標準、改善國內營商環境，莫迪意欲撬動印度巨大的市場潛力和廉價的人力資源，致力于將印度打造為制造業中心，增加就業崗位，以此推動印度的工業化進程。

2017年初，印度政府批準了總額達15億美元的特別獎勵計劃（MSIPS），以此助推印度實現2020年電子產品實現“凈進口為零”的目標。一份英國金融時報的統計表明，僅在“印度制造”戰略實施一年不到的時間內，印度就取代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資接收國。據有關報道，自優惠激勵政策（M-SIPS）修改后，印度政府已經收到了421份申請，批準了其中的193份。已通過的這193份申請中，有144份申請已經帶來總共925.2億盧比的投資。

此外，印度政府于2017年7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GST稅改，旨在簡化稅制，推動統一的國內市場以及降低跨邦運輸的成本。另一方面，印度政府還揮起了關稅大棒，多次提高電子產品及零部件進口關稅來保護本地制造業生產。

2017年12月，印度將手機進口關稅由10%提高到15%，2018年4月1日又進一步提高到20%。與此同時，手機電池、麥克風等提高到15%，可穿戴設備提高到20%，印刷電路板、顯示組建等關稅已經是15%。受此影響，包括小米在內的眾多外資手機企業不得不將組裝廠搬到了印度，改整機進口為零部件進口。

按照供應鏈跟著終端產品工廠走的規律，印度政府的策略實則也是為了倒逼國外廠家在國內的投資建廠，補足短板，希望能打造如中國般強大的供應鏈整合能力。

弊端凸顯，印度制造的幾大攔路虎

縱觀全球歷史，擁有13.4億人口的印度，勞動密集型產業理應成為優先發展的行業，但是印度卻走了一條發展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奇特道路。

目前印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口靠農業或者農業附屬鏈為生，工業占國家GDP的27.6%，只雇用了國內17%的勞動力。從產業結構上看，印度與發展階段相似的其他國家相比，其工業部門占比明顯落后，但是第三產業卻占全國GDP的50%，集中在勞務輸出，金融服務，交通服務，通信等行業，與發達國家趨同。

對于這種特殊的產業結構，不少印度當政者曾主張跨越以制造業為代表的“工業時代”，直接邁向以服務業主導的“后工業時代”和“信息時代”。眾所周知，沒有堅實的工業基礎，僅僅靠服務業和高端產業根本不可能促進印度這種10億人口級別的經濟體走向現代化。

高新產業的光鮮外表難以掩飾其種種內部問題——印度整體就業機會不足、勞動力素質偏低、資本相對缺乏、產業缺乏聯動等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

CMIE數據顯示，印度勞工參與率（LPR）約為47%至48%，在16年實行廢鈔令后急劇下降，至今仍未恢復。目前印度每年僅創造約一百萬個就業機會，其龐大的人口基數和年輕的人口結構使其每年至少需要一千萬個就業機會。就在前幾日，印度求職者、學生及活動家在新德里舉行了反政府示威活動，要求政府解決就業問題，抗議政府職位選拔中的腐敗問題。

因此，如何通過推動工業化以規模化創造就業機會，并提高整體生產效率成了印度政府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另一方面，與服務業相比，工業制造，即便是最低端的密集型制造，對土地征收、勞工制度和營商環境的要求更高。這也是為什么雖然印度用工價格低廉，但是卻依然難以把勞動力成本優勢轉化為優勢產能的原因。雖然印度政府明確列出了汽車、電器、通訊、電力等十幾個重點扶植的產業，但比起這些具體的產業政策和行業指導，更重要的是印度政府在工業生態和營商環境方面的改革。

此外，發展制造業和基礎建設是并行的兩條線。俗話說,要致富先修路。印度的基礎設施建設的確還處于較為低級的水平。直到2018年，印度高速公路僅有942千米，不到中國的1%；高鐵僅有508公里，與中國的2.5萬公里，相差甚遠。

印度制造業的發展繞不開以上問題的解決，而有意向在印度建廠的企業也需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畢竟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前人摔跟頭的事情并不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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